民国后，蜀绣虽然不再绣制朝衣和贡品，但绣制日用品的范围却越来越广，几乎包括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小到幼儿的披衫、鞋帽，大到结婚时的床上用品、室内装饰品及馈赠酬酢用品。随着刺绣范围和题材的推广，蜀绣的装饰性也进一步提高，采用历代名画作刺绣图稿的蜀绣作品也大量涌现。抗战时期，文化中心南迁，许多画家和技工来到成都，为蜀绣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蜀绣工艺的发展也遭受过重大的挫折，“文革”中，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被作为“封、资、修”的东西加以批判。蜀绣也不例外，从事刺绣的艺人甚至被诬为“为帝王将相，才子佳人服务”，致使刺绣行业转产，刺绣工人改行另谋生路。著名的成都蜀绣厂，在那时也处于关闭和停产的状态，这家专业生产蜀绣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成立于1951年，当时称蜀光刺绣厂和群力刺绣厂，专业人员达到450人以上。主要产品有日用品和欣赏品两大类，日用品包括披风、抱裙、枕套、被面、床单、衣服、手巾、帷屏、彩帐等，欣赏品则有中堂、斗方、绣屏等。
1971年以后，成都蜀绣厂开始恢复生产，那些改行从事其他行业的刺绣工人也纷纷返厂，重新拿起自己心爱的刺针和绣框。1981年后，蜀绣有了较大发展，除蜀绣厂专业从事刺绣的工人外，农村郊县加工刺绣的人员迅速增至七、八千人，蜀绣事业又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。1982年的中国工艺美术品第二届百花奖评选，以及1985年的巴黎博览会，蜀绣都赢得了极高的荣誉。
蜀绣遍布四川民间，70年代末川西农村几乎是“家家女红，户户针工”，人数达四五千之多，相当于刺绣工厂在职职工的15倍。她们除刺绣被面、枕套、头巾、手巾、衬衣、桌布等几十个品种外，还积极生产外贸出口的生纺绣片、绣屏等。绣品仍保持浓厚的地方特色。蜀绣这一传统工艺的发展，时常得到画家的大力支持， 如《薛涛制笺图》绣屏，就是画家赵蕴玉提供绣稿，由刺绣工艺师加工再创造的一幅佳作。它还采用"线条绣"，在洁白的软缎面料上运用晕、纱、滚、藏、切等技法，以针代笔，以线作墨，绣出来的花纹线条流畅、潇洒光亮、色调柔和。不仅增添了笔墨的湿润感，还具有光洁透明的质感。
